给领导汇报,是件很难把握分寸的事。特别是不熟悉领导性格的汇报,每一句话,都将暗藏玄机。
陈省长个子高大,相貌和蔼。下巴刮得精光,隐隐泛着一层青茬。他的一双眼睛不大,却神光透露,似乎随时能洞察别人。让人丝毫不敢隐晦,亦不敢浮躁。
陈省长穿着也很简单,一件灰色的宽大夹克衫,一条黑色裤子,脚下一双沾有些许灰尘的黑色皮鞋。站在人群中,恍如邻家老头一般普通。
“过来坐。”他再次朝我招手。
坐在他身边的一个中年汉子,赶紧起身,让出一张椅子出来。
我迟疑着不敢过去,第一次与这么大的领导见面,不能孟浪,不能忘乎所以。我在心里告诫自己。
这一屋子的人,人人的职位都比我高。即便没有职位的,也比我有钱,比如刘密斯。
陈省长看我迟疑着不过去,爽朗的笑声笑起来,拍着身边的空椅子说:“怎么,怕我吃了你么?”
屋子里的人都笑起来。我表舅笑得很矜持,刘启蒙脸上的皮动了动。只有黄微微,笑得含蓄,但却能给我传递一股能量,让我的脚,不由自主地朝陈省长移动。
我侧着屁股坐下,不敢直视陈省长。心里却在盘算,我要从什么地方说起。
要说春山县的一本帐,在我肚子里已经是滚瓜烂熟。自从我担任常务副县长后,我对春山县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春山县的家底子薄,就好像苏西与其他乡镇比一样,春山县在整个衡岳市,也是垫底的县。解放后,春山县作为革命老区,根正苗红,经济上却是一穷二白。国家为了照顾,给了一顶贫困县的帽子。
千万不可小看这顶帽子,名声上虽然不好听,却能得到实惠。单说税收这些不用跟发达县一样缴纳,就凭着每年国家拨下来的各种款项,也能让很多人眼红。
这顶帽子在关培山上任后坚决摘了,摘了贫困县的帽子,并不是说经济有了起色,而是关培山觉得戴着这顶帽子,走出去总觉得矮人几分,腰杆子不粗。
关于摘帽子的问题,关培山与刘启蒙有过几次正面的冲突。刘启蒙是坚决反对摘帽子的人,按他的说法,春山县现在还在韬光养晦的时期,应该再过几年,等到老百姓口袋里真有银子的时候再摘不迟。
关培山反对说,春山县的经济逐步发展起来了,应该要给国家减轻负担。关培山的理由就是春山县这几年来,房地产发展迅速,城市改造日新月异,再戴着这么一顶帽子,会让别人戳着脊梁骨骂人。
房地产的发展,就是关培山引进来的梁天行老板。关培山给地,梁天行出钱,仿佛是一夜之间,春山县就显露出一座新城的态势。
两个人相持不下,毕竟关培山是书记,是当家人,一言九鼎。刘启蒙纵有千般理由,万般委屈,也无法动摇关培山的态度,最终春山县贫困县的帽子,在我来的第二年,就无比欢欣鼓舞的摘下来了。
而这些故事,都是我来县政府工作后,魏延一点一滴告诉我的。
春山县过去也有很多的工业,比如氮肥厂、机械厂、轴承厂,其中最大的氮肥厂,有职工几千人,出产的氮肥,占了衡岳地区半壁江山。到后来农资政策放开了,国外的化肥涌进来,春山县氮肥厂生产出来的肥料,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
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刘启蒙带队到处去推销。无奈产品质量太差,之前之所以能占半壁江山,是因为没有比较。现在已比较下来,春山县生产的肥料,即便比过去再低上一半的价格,也无人问津。
如此两年后,氮肥厂再没卖出去一包。仓库里堆满了货,没办法,只好偃旗息鼓,寿终正寝。
化肥卖不出去,工资就发不出来。氮肥厂的领导没办法,只好拿化肥抵工资。
氮肥厂的职工里,有一半的人是半边户。没有了工资收入,还能回到乡里。有些人领到了化肥,刚好家里养了鱼的,就把化肥倒进池塘里喂鱼。到了年底,满池塘的鱼,肥头大耳,腰宽体阔,滋润得很。
这个歪打正着的做法,差点让氮肥厂起死回生。可惜这化肥养的鱼,吃起来寡淡无味,一条鱼下到锅里煮,捞出来往往是肉与刺分离。且不论怎么吃,总觉得有一股化肥的味道。
春山县的龙头企业,除了氮肥厂,再无二家。
氮肥厂关门大吉后,春山县几乎不再有工业。
虽然春山县是农业县,但一个县缺少了工业基础,却是无论如何也富不起来。
虽然是个农业县,农业的基础也不见得比别的地方好。春山县地处深山,除了山,没有多少良田,解放初期修起来的灌溉系统,在承包责任制后,也基本荒芜了。
有人说,有山也不错。靠山吃山。可惜春山县的山,大多是风化岩,山上长不了树,只能长些灌木一类的植物。
全县唯一称得上森林的地方,就是盘小芹老家所在的。这几年也砍伐得厉害,尽管抓了几个人,但还是没能制止继续偷伐的现实。
这一本本的帐,让我在初上任时,日夜难安。
旁边的陈省长还在等我汇报,一屋子的人,鸦雀无声。
我理了理思绪,想好了该如何汇报。正要开口,刘启蒙先说话了:“陈副县长,你好好的汇报。”
我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眼光看过去,刘启蒙还是面无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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