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着,只为了保护这个男人而活,只为了报仇而活!
嘉仇离开之后,我的怒火烧竭了最后一点精力,开始陷入了沉沉的睡梦中,时梦时醒,常常分不清梦境还是现实。
只要一张开眼睛,我就不停地喊痛,不断地在床上打滚,反复地哀求,“刘航,我错了,你不要打我!”
动作之大,手腕上的铐子将手掌两侧的手活生生地刮掉了一层,磨得红肉都翻了出来。可是我还是不停地挣扎,仿佛自己还是置身在刘家那个小小的置物间,被蒙在被子里死命殴打。
而且不可思议的,我的胳膊和腿上也出现了一道道裂口,好似真的凭空化出一个刘航,用刀子在腿上狠狠划过一样。
俄而,我又开始不停地喊嘉仇、喊孟若棠、甚至喊钱陌远,双眼猩红地自说自话。有时候我明知道面前只是一片空气,偏偏无法控制过往的场景浮现,甚至还会捏造出完全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医院将我控制在一个空空荡荡的房间里,成天绑着我的双手,不给我任何可以伤人或者自伤的东西。饶是如此,我竟还抠破了自己的肚子,撕开了快要愈合的刀疤。
当时护士进来的时候,我就坐在一滩血泊里,笑得满脸残忍。
这样的情况,足足继续了一个星期,我才依靠镇定的药物平复了下来。医生告诉我,这是我脑袋里的记忆出现了混乱,甚至让身体配合着做出了反应。
我问他,这样情况以后还会出现吗。
他没有说话,我心里隐隐知道了答案。
也许,等以后这种癔症再度爆发,我就会变成一个彻彻底底的疯子。
等我渐渐恢复了正常,医院停了镇定的药剂,将我转回了普通病房。嘉仇再也没有来过,取而代之的是贾代娴陪在我身边照顾。
那个看守员似乎被狠狠敲打过一样,再也不敢提什么转院之类的事情,甚至连贾代娴来来去去都视若无睹。
第二天上午,贾代娴下了夜班过来,脸上还挂着重重的黑眼圈。吃完了一顿早饭,我擦了擦嘴角,问,“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她收拾着碗筷,“还有几天。”
我说,“那就好。”
“你这两天已经问过很多次了,”她侧脸看我,“难道你巴不得赶紧回牢里坐着?”
我没有说话,只是掖了掖被子,“也许吧。”
她没搭理我怪里怪气的话,提着保温桶,说了句走了。
没一会儿,看守员从外面走进来,和煦地和我搭了一句话。背靠在床上,我没有回答,只是毫无表情地看着她。
对方被看得讪讪,咳嗽一声,“你老望着我干什么?”
我抿了抿嘴唇,“导员,我是不是要被放出去了?”
惊讶瞬间从她眼里闪过,我明白,自己猜对了。
我出院当天,原本已经一锤定音的案子进入了二审,原因是出现了新的证据。
二度站在被告席上,我的心情却已经平静了许多,只是手仍旧习惯性地去摸一摸肚子,摸了一空之后,转为紧紧捏住衣角。
对面的原告方只有孟氏的律师在场,他一反之前唇枪舌战时候的高调,坐在那里直直看着我,眉头紧皱。
二审结束得很快,仿佛一粒小石子扔进了水中一样,连一点涟漪都没有泛起——因为购房时的不正当手续,原主人转让给孟若棠的房产权作废,同样的,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套现和诈骗。而那亏空的巨大窟窿,全权交由孟氏自己买单。
我被当庭宣判,无罪释放。
走出了法院,我回头看了一眼,它静静地屹立在那里,庄严肃穆。
阿婆下葬那天,下了一场冷雨。
一句“起棺咯”喊得沧桑沙哑,黑色的棺材慢慢推上,老人家穿着一身寿衣,合眼睡得沉沉。
捧着阿婆的遗照,我走在山间小路上,雪白的纸钱一阵一阵地洒着,落到地上,被雨水溅湿,踩得破碎。
挖坑,下棺,埋土,一座新坟就这样立起。
跪在湿软的土地上,我用手在墓碑前挖了一块小坑。摊开了手掌中,两只金叶子的耳环躺在里面,任由雨水滴滴答答地落在身上。
从阿婆嗓子里抠出来的时候,这两只耳环都已经被鲜血染透,甚至还卡着残肉。
将耳环放了进去埋好,我膝行爬到了墓碑前,依偎地扶着它,心里罕见地安宁和平静。
“阿婆,我要走了。”手指慢慢抚摸着上面的刻字,我的声音很轻,仿佛生怕吵醒了里面浅眠的人,“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的。”
也许是一年,也许是十年。
但是,我一定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