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两遍洗船,自然不宜着袜,跟男子一样,穿的是浅口蒲鞋,但制作特别讲究,鞋头绣花,所以浙江人称这些船娘,叫做“花蒲鞋头”。
这名清客就是寻了两个花蒲鞋头,带回到江宁,安置在总督府外不远处的一家民宅中,除了花蒲鞋头之外,又到嘉兴走了一遭,以‘弘扬佛法’为名,请来了浙江宁波观江庵的谛月大士,并座下三个伺候香烛的小尼——名为佛门大士,实际上佛门五戒,这些人只守其中之四,唯一不守的,就是色戒
把这六个人迎请到江宁,桂良担心其中有什么错漏,又让人找来稳婆,细细验看过,其中一个叫小蟠的花蒲鞋头和两个法名分别叫寒盈,云盈的,都是未经人事的处子,其他三个人虽然不是,但是也是身体健旺,并无隐疾。于是桂良决定,就先以小蟠三个进献,皇帝若是受用了,不妨再把谛月大士几个人拿出来。
上一次肃顺到江宁的时候,桂良特意把小蟠三个人叫了出来,肃顺大为意动,小蟠和她的姐妹也就罢了,谛月四个缁衣青袍,宝相庄严,摘下僧帽,牛山濯濯,受戒的香疤清晰可见,那寒盈和云盈二小尼更是清纯动人到了极致,尤其是眉眼唇间丝毫不带风尘之色——他知道江南之地有一些玷污佛门的勾当,只是没有想到,见到了真人,竟是如此令人心旌动摇。
等到桂良命人把几个人领下去,带着一抹微笑望向他:“雨亭兄以为如何?可还入得龙目吗?”
肃顺想了想:“若说是颜色嘛,自然是百中无一的南地佳丽,只是,主子爷的脾气,燕山老兄有所不知。”
“哦?正要向雨亭兄请教。”
于是肃顺为他解释了几句。天子富有四海,予取予夺,臣下送上门来的,早就不再放在心上只有那如同镜花水月一般,看得见摸不到的,才能让龙心喜欢——这几年中,肃顺也曾经多方罗致,北地胭脂,南省佳丽,储于府中。偶尔皇上巡幸到此,也不过承欢一二次,就弃入蔽履,再不复当年在热河肃顺府中,宠爱妞妞之后,赐名抬旗那般的情致了。
这样一说,桂良立刻明白了,“那,如雨亭兄所说,小蟠诸女,就安置在瞻园中,要皇上自己发现才好?”
肃顺心中好笑,桂良利令智昏,说话都不经大脑了“瞻园是皇上驻跸之地,怎么能有外间女子停留?”
“啊是呢我倒忘记了。”桂良绕室蹀躞:“那,雨亭兄以为到底该如何是好呢?”
经过查找,找到了一户人家,距离瞻园只有一墙之隔,这里在前明的时候是大学士王锡爵的府邸(王锡爵在明史上留下了很浓重的一笔,当然,未必都是很好的评价。这里简单的介绍几句。)
其事是在神宗万历年间,万历十年,恭妃王氏生皇长子;四年之后,郑妃生皇三子,万历喜欢郑妃,生育之后立刻晋皇贵妃,古代时候,母以子贵,而同时子以母贵,长子出生,母亲丝毫未获封号,倒是三子出生,其母大获帝心,未来就很有可能为皇三子以幼夺长,继承大统。
当时的大学士,宰相申时行、王锡爵等认为不妥,上疏请立长子为皇太子,万历不准。他的理由是,皇后年纪还轻,若是日后皇后有了孩子,又当如何?
这也可以算是一个理由,于是事情便拖到了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等再度上章,请皇上早立元子(就是皇长子)为皇太子,皇帝依旧不准,弄到最后,王锡爵等以求去相争,君臣互相顶牛,一直到万历二十五年,皇帝终于屈服了,立长子为皇太子,其余诸子分别封王。那个郑贵妃生下的皇三子,皇帝觉得委屈了他,便封他为福王,封国在洛阳。
到了万历四十九年,皇帝宾天,皇太子即位,改明年为泰昌元年,谁知道大约是因为做了多年太子,一朝解放,嗣皇帝放纵开来,在热孝之中荒阴无度,在位仅仅十天,就得了病,当时朝廷中有个叫李可灼的,官职是鸿胪寺丞,进了一丸丹药,自称是仙丹,其实是从女性经水之中提炼出来的红铅,这是一种壮阳的丹药,正和了嗣皇帝的心意。
用过之后效果很好,嗣皇帝觉得胃口大开,晚上又服了一丸,哪知道到了第二天早上,呜呼哀哉这就是明朝历史中有名的红丸案。其时是九月初一,倒霉是嗣皇帝只坐了一个月宝座,就撒手而去了。接下来的是熹宗,宠信魏忠贤和客氏,把个大明江山更加搞是乌烟瘴气,终于不可救药了。
等到了康熙朝,王家又出了一个鼎鼎大名的大学士,是王锡爵的孙子,名叫王掞(音善。有看过电视剧《雍正王朝》的读者,还记得那个老态龙钟,一门心思为太子求情的老者吗?就是这个人)。他是康熙九年的进士,和电视剧中的表现全然不同的是,他并不是太子的老师。康熙五十六年,王掞上表,请皇帝三度建储,惹得皇帝龙颜震怒。几乎把王掞杀掉。
康熙年间,太子两度废立,皇帝伤透了心,所以想出一个秘密建储之法,到了康熙五十六年,王掞上表请求皇帝立储,说起来也是私心作祟。
清人修《明史》,对于其祖父王锡爵力争国本,请求建储的这件事,很是批驳。认为若不是王锡爵等人以求去相争,万历皇帝知道百官不同意自己废长立幼,等到过了几年,或者在临终之时择贤而立,则明朝的气运就有可能另有一番境遇了。
这样的话不能说不对,只是身为后人的,眼看着祖父在官修正史上留下大大的骂名,如何能够甘心?所以王掞就想在自己晚年,能够做出一件事来,挽回一点王家的颜面。
奏折呈上去,皇帝以王掞年过七十,官已拜相,格外优容,便留中不发,以为置之不理,自然就无事了。谁知道有个山西道御史,叫陈嘉猷的,连同八个同僚,联名上疏,也是请皇帝立储。
康熙认为王掞建言没有下文,所以指使陈嘉猷几个接力,心中大为不满,便将王掞的奏折和另外几个人的公折一起交内阁议处。
当时内阁的首辅的武英殿大学士马齐,他是公认的八爷党,如今王掞居然主张复立太子,天然的就成了马齐的敌人,故此马齐想借刀杀人,当众提了好些不准轻言立储的口谕作为根据,把王掞定了死罪。
康熙不准,而且亲自把王掞叫道乾清宫的暖阁中,君臣两个低声说了很久的话,定罪一事,也就宽免,连另外八个人,也没有任何罪过。
及至皇十四子封郡王,受命为抚远大将军,特准用正黄旗纛,于是满朝尽知,天命有归;等到康熙六十年,安藏之事也已经圆满成功,百官上表,在三月十八日万寿节时,请准朝贺,皇帝不准。心情如此之坏,又是为了什么呢?
王掞错动了脑筋,以为皇帝对十四子不满,有心再立二阿哥,而苦于无法自我转圜,因此再度上奏,请释放二阿哥,这篇折子的话说得很激切,接着又有一个广西道御史,叫陶彝的,纠合同官十一人,其中也包括上一次上书的那个陈嘉猷,再度联名上奏,内容和王掞说的完全相同。
这一次皇帝可真是动怒了。前后两次,如出一辙,头一次还可以原谅他本心无他,第二次明知故犯,绝非偶然在康熙看来,王掞是有意和自己捣蛋,不让他过几天舒心日子,因此处分非常严厉。
诏旨发下,是“把这十二个人发往军前,交抚远大将军差遣,效力恕罪。”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