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田虽救了急,朝廷却也失去了其中的租赋。因为在偷逃赋税异常严重的情况下,官田之赋就成为朝廷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甚至连军粮都多仰仗于此。
在帝国财政危机的重重压力之下,朝廷迫于无奈,又强行收买了民间的土地,这就是贾似道在理宗景定四年施行的“景定公田”。
“景定公田”的做法是:朝廷先定下各级官员名下的田土标准,一品官限田五十顷,每一品递减五顷,至九品为五顷,多出来的田由朝廷回购,成为官田,然后租给百姓耕种。
贾似道这家伙别的方面不咋地,但在这件事上很有点魄力。当初宋理宗因牵涉太大,非常犹豫,他竟然以辞职相威胁,并率先舀出自己名下的一万亩土地作为官田,封住了反对者的口。仅仅在三、四个月内,就从朝廷官员名下买回三百五十余万亩土地。
由此也可以看出,朝廷的官员占有的土地的确是不少滴。
如果用后世的话表述整个过程,其实就是,宋代在土地制度上,先是国退民进,然后又国进民退。而且贾似道所为,就是以后台湾所采用的土地改革做法。
后世真的没有多少新意,有太多的事情都是我们的古人早已玩过的。
贾似道的做法实际上不能不说有他的道理,但这家伙没玩好。
简单地说,他收了别人的地,给的补偿低,而且还多是贬值的会子。其后,由于仍满足不了朝廷所需,又一再降低了限田标准,并扩大到了民间,再加上官员的舞弊,其结果,民怨沸腾。他最后身败名裂,身首异处,也就并不奇怪了。
东同样评估了这个“景定公田”,但他并不认可这个方案,这主要是他觉得这个做法并没有解决帝国真正的“赋税不均”问题。
他实际上认为,自秦汉以来总的趋势,是帝国土地私有化越来越扩大。因为这个时代,与后世共和国的情形差别很大。
共和国的人均耕地,就是在刚建国时,也只有区区的几亩,如果还任由土地兼并,于“蒜你狠”,“豆你玩”之外,投机商人再给你天天来个“粮身(升)高”,天下就两字:大乱。在此种情况之下,彻底控制耕地、乃至于粮食都是必须的。
而宋代的人均田亩数约为10~20亩,且以后世的眼光,这块土地上仍然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开垦。因此,他顺应历史的趋势,推进或扩大私有化应当比较恰当。
在这个心狠手辣的后世废才心中,既然要做,要么干脆“官”到底,要么也“私”到尽,绝不拖泥带水。
但宋瑞看了他的规划,内心之中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为帝国陛下的打算,又是反着来。
贾似道收田,可陛下要放田,并且更要将以前的官田全都给放出去。天下还有谁比他胆子更大的?
宋瑞当然清楚陛下这个新规制针对的是什么人。在他的评估中,这个举措的真正关键,是决不允许逃税。
事实上,对于文天祥这个人,我们是不能单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名言,仅知道他是个忠贞之士就可以的。
甚至再通过他死前曾留下的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了解他勇于慷慨就义,也仍然不够。
因为宋瑞还是一个在危机四伏的帝国末期,对当时的社会弊病、尤其是帝国的上层,有着非常清醒认识的杰出之士。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他考中状元的殿试对策卷就可以了解。
但宋瑞更清楚,这个举措一旦弄不好,贾似道的结局就在不远。可陛下亲自前来征询他的意见,这就是要他的一种明确表态。
宋瑞一夜未合眼,但他第二天就觐见了陛下,并说道:“陛下,臣对此并无太多的异议。但臣……”
东立刻打断了他的话:“文相,有您这句话就行了,其它的您不必牵涉其中。您先将此事告知少傅、刘将军等人,然后再召集军中众将晓谕朕的旨意,并商讨其中涉及军中的部分,朕随后会亲自和他们解说。”
好么,乾纲独断了啊。
宋瑞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决然言道:“陛下,有些涉及军中的部分,臣以为太过。”
东脸上敬佩加欣慰的神色一闪,却摇摇头说道:“朕并不觉得过了,相反,朕却认为,有些事情坏就坏在不公。”
东是真的狡猾滴,虽然他为帝国新的赋税政策费了不少心思,可这个所谓“新国策”其实一点都不复杂,这个废才大量的心思实际上全放在了相关的辅助措施上去了。因为在他自己的看法里面,这才是摆平朝廷众人、并顺利地推行新政策的关键。
有时候仅凭单一的政策,未必能取得预先设想的效果,恰恰是相关或配套的措施,很可能会到缓冲或润滑的作用,保证了政策的执行。
政策要组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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