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胜,窥测虚实,岂复有善意哉?此四害也。庆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为中国之曲,今乃招来其与国,使频岁入贡,其曲甚于塘泊。幸今契丹恭顺,不敢生事,万一异日有桀黠之虏,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
在整个宋代,虽然因先有辽、后有金、蒙元,实际上帝国和他们陆路隔绝,但哪个半岛没少通过海路来朝贡。苏轼在元丰年间多次上奏反对这种朝贡关系,他指出:
高丽人每次所谓的朝贡,朝廷和江淮、浙江地区都要修馆驿、迎来送往,花费达十几万贯。除了官员们获得些赠品的好处外,朝廷没有得到丝毫的利益,相反却有五害。
高丽人所献,均是只能玩赏的无用之物,而帝国给他们的,却是国库里的钱帛粮食,百姓的血汗,此一害。
他们到了以后,所至之处,地方上差人借马招待他们,搅扰了百姓正常的生活,更还要修缮亭阁,虚耗民力,这是第二害。
高丽从帝国得到的赏赐,如果不分给契丹,契丹如何能听任他们前来朝贡?朝廷的做法显然是借给敌兵器还资助其粮食,这是第三害。
苏大胡子更一针见血地指出,高丽名义上仰慕天朝来朝贡,其本质上为“利”。他们实际上,仍将是和契丹一伙的,为什么?因为契丹足以制其于死地,而帝国并不能够。今天他们的使者到来之后,到处观测绘制我山川地理情况,窥探我虚实,有何善意?这是第四害。
仁宗皇帝的庆历年中,契丹想背盟,就曾找到朝廷增置塘泊(这个塘泊,是指北宋时为了在边境上防止辽兵的进犯,利用河北等地地理上凹洼之地,开沟挖渠,灌水进入,形成一个约有九百余里,水“深不可行舟,浅不可涉渡”的区域,从而起到了既灌溉屯田以充军需,又限制契丹骑兵驰骋拒敌的目的,它又被后代称之为“塘泊防线”)这个借口,而今日朝廷招辽之属国高丽来进贡,在道理上就更说不过去。幸亏现在契丹恭顺,还不想惹是生非,万一将来它以此为借口又想入寇,不知朝廷该如何回答?这是第五害。
苏大胡子不愧为帝国真正杰出的文士,他的见解一点也不乏真知灼见。就是这个稍显软弱的第五条,我们在后世同样能看到历史的影子。
当这个国家武备落后之时,有人就嘲笑你,但当你真的弄了些好点的武器,他又说你是威胁。老子舀枪他们不乐意,让他们舀枪咱舀棍他们还是不满意,你要兄弟咱怎地?这个世上的有些人还真像民间的粗话所说:屎难拉,头***难剃,其实真正的原因都明白。
东知道景炎六年(至元十八年)在位的高丽国王,名字叫王?。而且严格来说,这个王?是在忽必烈的扶植下,才统一高丽上位的。北元在高丽既驻军,又在各地派什么达鲁花赤,他也不过就是个傀儡。
但东是管不了那么多的。咱只知道,咱并没有去找你的晦气,现在是你摸上门来了,那咱就搂草打兔子,两件事一块办。即让你们知道在老子地盘上的规矩,顺便再对朝中之人的观念冲击冲击。这个世界真乱套了,什么山猫野猴子都往老子的地盘上跑,没有规矩能行吗?
咱知道有些拉拢的花费的确是必要的,但咱更知道有些事情不能“惯”。在这个时代不要提什么“仁义道德”,也真的不要提什么“仁者无敌”,那里面只怕有着太多的一厢情愿。即使是后世著名的“五项基本原则”,它的实质也还是“对等”,但咱依然觉得它不够直接。
苏刘义是明白陛下的意思的,他也早就被他的祖先“洗”了脑。而刘老大则更清楚陛下的脾性,小皇帝一点也不喜欢外人。他一直强调的“对等”二字,其含义对这个真正的军人来说,那是再明确不过了。
刘尚武等人看了刘师勇递给他们的陛下旨意,这些人看过之后一起望着刘老大,背着他们的刘师勇只说了一句话:“陛下对文相、张总使有言,该立立规矩了。”他挥了挥手,那三人走了出去。
应该讲,在帝国江淮军系统的两位大佬中,刘老大对北兵的怒火更盛。他的家乡被别人占领了,弟弟战死在常州,不要说亲人,就是身边的族人也剩下没几个,他的内心里一直充满着复仇的**。这使得他在作战中,极为凶狠,他的行为,深刻地影响了帝国的水师。这也注定了北元水师在大战中的命运。
宋景炎六年的十二月末,刘深和忻都均已觉察到宋军水师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他们对元军的攻击行为已经发展到了凌晨都存在。在经过两天的准备后,刘深帅水师向北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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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这段话,原想删了,但总觉得是在宋代说得比较到位的,故此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