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辩论的奏疏是十一月二十日呈上去的,但深宫中的万历皇帝久久未批复,就在大臣们以为那些奏疏又要留中时,腊月十六,诏旨下,万历皇帝下令将南京教案中的王丰肃、谢务禄这两位传教士押往澳门,不许再入大明传教,教徒中聚众闹事的首犯钟鸣礼、张寀二人充军发落,封锁正阳门教堂,其余教士和教众则不予追究;大统历屡出舛误,礼部与钦天监要尽快着手修历,暂不引用西洋历法;翰林院可以开设译书局,翻译西洋历算、地理、医药、农田、水利书籍,以广眼界,以正缺失——
皇帝还有专门的谕旨给方从哲、吴道南这两位阁臣,说阁臣点检题奏、票拟批答、平允庶政,乃是为皇帝代劳分忧,必得和睦共济,以国事为重,以后上呈的奏章必须经由首辅签署,其余阁臣有异议可附拟于后。
万历皇帝当然不允许方从哲辞职,但吴道南也是他看重的,内阁现在就只有这两个大臣,若赶走了吴道南,吏部少不了又要会推阁臣,争得不可开交是肯定的,这与万历皇帝“无为而治”相悖,万历皇帝只想维持现状。
对于方从哲而言,皇帝重申首辅的职权存了他颜面,但吴道南也没有因此被夺权,依旧能对首辅的票拟持异议,明代内阁与前朝的宰相制度差别很大,内阁没有决策权和行政执行权,只是一个议政机构。而且万历当政后内阁权力更见萎缩,前首辅叶向首就曾说“设立阁臣,不过文学侍从,其重亦止于票拟,委任权力与前代之宰相绝不相同,以无权之官而欲作有权之事,以有权之事而必责于无权之官。此从来阁臣之所以无完名也。”所以说在内阁权力衰落之际,首辅与次辅的职权差别不大,一切事务还都要皇帝来定夺——
万历皇帝没有应沈榷之请而宣布禁绝天主教。也没有应徐光启之请援引西洋历法修改大统历,这是万历皇帝一贯对付外臣纷争的办法,沈榷如愿驱逐了王丰肃等人。但并没有能禁绝天主教,徐光启如愿开设译局,但引进西洋历法修改大统历的目的却没有达到,大辩论声势不小,前后历经数月,绕了一个大圈,回到了原点,似乎什么也没有改变,这就是万历朝的政局。
沈榷对这一结果是不满意的,他本想借禁绝天主教赢得朝野保守势力对他的赞许。但皇帝没有颁发禁教令,只驱逐了两个耶稣会士,天主教在大明照常传播,这实在是沈榷的失败,而且京师士庶都知道他在辩论中败给了张原。有损他的声誉,且喜方从哲欣赏他,暗示明年京察后让他升任北京礼部侍郎,北京礼部侍郎可不是南京礼部侍郎能比的,这让沈榷感到欣慰,他打压天主教的目的也正是为此。以后要再接再厉,——
徐光启对未能保住王丰肃、谢务禄感到遗憾,但张原对这一结果却是满意的,王丰肃在南京传教过于张扬,若留在大明,早晚还会激起保守的儒家士绅和佛教徒的强烈反对,而现在,因王丰肃、谢务禄的被逐,在大明的耶稣会士必得要调整传教策略,这是张原所乐见的,最重要的是,张原开设译局、翻译西学典籍的目的达到了,大辩论看似没有改变什么,但其中的潜移默化,只有张原最明了——
因这次国子监大辩论,灯市街翰社书铺六千余册西学书籍被抢购一空,很多士子还向武陵询问利玛窦的记忆法,武陵很聪明,不说没有此书,只含糊说将随后推出,把这些读书人的心吊住,不时再来光顾,也会买些其他书。
腊月二十休沐日,武陵回到李阁老胡同向张原汇报书铺经营状况,武陵道:“少爷,到底有没有‘利玛窦记忆法’这种书?”
张原道:“我曾问过金尼阁,记忆法是有,书没有。”
武陵道:“不如编这么一本书,肯定大卖,很多书生都到咱们书铺问这本书呢。”
张原灵光一闪:何不把利玛窦记忆之宫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结合起来编成一部书,引进西方逻辑学对混乱的大明思想界是大有裨益的,可以培养一种理性思维,逻辑学是梳理思想和知识的工具,理论和科学的产生有赖于逻辑学,明代工艺技术很发达,却不能产生系统的科学理论,正是因为逻辑学的缺失。
张原即命武陵和来福去宣武门那边请金尼阁来这里,顺便把那个书坊老板袁朝年请来商议事情。
姚叔驾车送武陵、来福去宣武门,张原入内院到商澹然房间逗儿子鸿渐玩耍,自十一月下过两场大雪后,天气晴朗至今,但因为寒冷,四合院里清理积雪堆起的几个大雪人并不融化,看来要等开春才会消融了,商澹然道:“京师冬季严寒,室内却是温暖,我不大习惯,近来有些上火,睡眠不佳,就连鸿渐嘴上也起了一个热疱,痛得哇哇哭呢,昨日点了一些清凉药末,才好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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