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这个时候创作的。
而后世过来的马铮却知道大生产运动和南泥湾的意义远不止那几万担粮食那么一点点,那是一个号召与榜样的关系,据历史文献记载,在实施了大生产运动之后,陕甘宁边区机关和部队每年需细粮(小米)3900万公斤,自己生产达1500万公斤。边区许多部队粮食、经费达到全部自给,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
农业方面,由于贯彻执行了正确的农业生产政策,使陕甘宁边区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农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大大提高。
耕地面积由1941年的1213.2169万亩增加到1945年的1425.6144万亩,比1938年更是扩大了7成;全边区1940年改旱地为水地2.3558万亩,1944年水地面积达4.1109万亩。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41年为45.586万石,1943年达181.2215万石,实现了自给有余,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除粮食生产外,边区的棉花产量也一年比一年增加。边区原来不产棉花,经过大生产运动,植棉面积迅速扩大,棉花产量也逐年提高,到1944年达到了300万斤(净花),足够边区军民穿衣之用。
在粮棉增长的同时,边区的畜牧业也有相当的发展,牛的数量从1939年的15.0892万头,增加到1943年哦2.0781万头,羊、猪等的数量也有较大的增长。
除此之外,整个延安地区以及整个边区各行各业都有了巨大的发展,不管是农牧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经过大生产运动,到1944年则办起了11个造纸厂、2个肥皂厂、12个被服厂、8个工具厂、4个印刷厂、3个陶瓷厂、23个纺织厂等77个公营工厂,职工达12000多人。
至1943年,边区的棉纱、布、铁、纸及其它很多日用品做到了基本自给。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与市场的活跃。边区政府曾先后成立了光华商店、盐业公司、南昌公司、土产公司、永昌公司等,主要组织土产输出,换取必需品输入,以保证对军民的供应,稳定边区物价和货币。
同时,公营商业、合作商业与私人商业组成了遍布城乡的商业网点,方便了军民的生产与生活。
大生产运动使得军队积极参加生产,改善了物质生活,许多部队实现了粮食、被服和其他日用品的全部或部分自给,由于军队努力生产,收入增加,使人民的负担也大大减轻。还使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胜利地度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为支持敌后长期战争,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数据,绝对没有掺杂任何水分,而且这还只是很少一部分部队创造出来的财富和经济效果。
现在马铮准备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将大生产运动的规模提高到历史上无法比拟的一个程度,所以他坚信这场由中央主导的绥察军区主持的大生产运动绝对会取得比历史上更加辉煌的胜利的。
马铮在延安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一直都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半个月之后马铮又静悄悄地返回了塞北,这次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延安之行成为了后世历史上很浓墨重彩的一笔。
后世史学家对于马铮这次延安之行进行了研究,但是却都没有找到关于主席与马铮元帅之间交流的任何文字性东西,只是大致可以根据之后几年的绥察军区的活动以及中央的一些方针政策判断出他们之间谈话的大概内容,其核心肯定是和振兴边区经济有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