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还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件;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诸如此类的承诺。
随后,日本军部便派出了松室孝良等人面见常凯申,对此,后者甚至直接明确地表示:“本总司令决心已下,誓与土共不共戴天,愿意夏日提携,共同防共。”
至于之后发生的事情便不用多说了,作为亲历者,松室孝良将夏国内部的势力纠葛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也能极为快速地从中找出最佳的应对策略。
不过,唯一让他看走的事情,就是土共在这几年的快速崛起了。
不只是南方,就连向来基础薄弱的北方,他们的势力也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扩张着,如今更是跑到了关东军的眼皮子底下,难怪会引得松室和松井二人如此忌惮。
“算了,暂且不提此事,松井君,如果不出我所料的话,我在这个位置上,恐怕待不了多久了。”意气风发了一阵后,松室孝良的脸色忽地落寞了起来。
刚才那是远景展望,但当思路转回近处时,对于这位承德特别任务机关长而言,“外患”还只是将来可能面临的麻烦,内部矛盾却是摆在眼前的难题。
今年4月,李守信占领察哈尔东部,然后在日本人的指导下,以此多伦为中心建立了“察东特别自治区”。
从此,察哈尔的一隅便落入日本的统治,成为关东军“内蒙工作”的根据地,之后虽然也发生了抗日同盟军夺回多伦一事,但从全局来看,此事对于日本的战略并无太大影响。
只不过,在内蒙一事上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日本人内部却有着不同的意见,由此还引发了一场不小的政治斗争,而松室孝良便是这一斗争的落败者。
“松室君,难道真如传言所说,参谋部要把你调到齐齐哈尔吗?”
作为关东军的老人,松井太久郎的消息渠道肯定不少,他当然清楚眼前在这位学长身上发生的事情。
但多伦会议的顺利召开,还是给他增加了一丝幻想,却没想到松室孝良却对此毫不乐观,松井大佐也只能面带忐忑地小声询问了。
对此,松室孝良面带遗憾地回道:“是啊,我一直认为参谋部对内蒙工作的方针实在太过消极,我在10月就递交了一份《关于建立蒙古国的意见》,但他们却对此不理不睬。
如今的多伦会议,不过是我最后的努力罢,接下来无论是成是败,参谋部都必然会调我离开,我早已做好此番觉悟了。
松井君,以后关内的事务,还有我等建立大亚细亚的梦想,就得拜托你了!”
说完之后,松室孝良猛地鞠了一躬,反倒让松井变得惊慌失措起来。
自九一八之后,关东军对于察哈尔一带的指导方针,就是在东境扶植亲日满势力,在建成对抗敌对势力的缓冲地带的同时,逐渐使其势力向西扩张。
而关东军这时之所以要采取这种保守的方针,最主要的还是由于东北人民的抗日反满活动太过激烈,使其自顾不暇。
所以这时关东军的首要任务:一是尽快巩固对东北的统治,二是保证与伪满相联的察哈尔地区的安定。
特别是在西部内蒙古建立亲日的自治自权问题上,参谋部一方面想促进建立排斥苏、夏势力的自治政权,另一方面又害怕自治政权建立后会导致东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兴起而脱离满洲国。
这也是德王在他的“自治”运动过程中,始终得不到日本官方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毕竟对于关东军来说,内蒙的“稳定”是最重要的,这样才能巩固伪满洲国的西南边境。
但在松室孝良看来,与其扶持内蒙势力“归附”满洲国,那还不如直接成立新的傀儡政权,如此才可以真正确保帝国对苏或对华采取军事行动时的绝对优势。
甚至再进一步,将来要实现日本的“大亚细亚政策”,建立“环绕夏国外侧的,以日本为中心的满洲国、蒙古国、回回国、吐蕃国的国家联盟,并迫使夏国不得不与日本结盟,也不可在内蒙一事上过于消极。
为了确保这一路线的实施,松室孝良甚至直接不顾参谋部的反对,强行召开了此次多伦会议,同时还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场双簧,好为将来埋下伏笔。
可在关东军参谋部看来,这位机关长过于深入的蒙古工作,特别是政治工作,极有可能危及到他们巩固满洲国的计划,此举明显违背了上级的意图,所以将他暂时丢到一边,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而作为此事的亲历者,同时也是松室孝良托付的对象,松井太久郎能做的除了感动之外,大概就只有沉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