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鼎铭目光一跳,眉毛一扬,“‘南堂’罹此奇祸,本人深感遗憾!对相关人士——尤其是阿历桑德罗神父之遇害,深感痛心!此亦为中国政府对此案之态度!可是,一码归一码,贵使的话,说的不像!”
微微一顿,“中国政府对各国在华重要机构,负有保护之责,若贵使以‘关防不谨’相责,本人无话可说,唯有诺诺;可是,贵使言下之意,居然暗指,凶犯和中国政府做成一路——甚至,中国政府为此案幕后之主使?!”
说到这儿,亦拿指尖在几面上重重一敲,“太荒唐了!此时此刻,中国政府正全力以赴,廓清迷雾,侦破案件,缉拿凶手,本来,贵使既有‘护教’之责,就很应该努力提供线索,尽力协助中国政府,争取早日破案——”
再一顿,“孰料,贵使非但对案件侦破一无助益,反倒一上来就对中国政府横加莫须有之指责——这,才真正是‘太不可思议了’呢!”
博罗内微微涨红了脸,正要说话,钱鼎铭已经继续说了下去,“我瞧贵使的样子,对此案的侦破,似乎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兴趣?贵使真正感兴趣的,是不是只是如何藉此案加中国政府以不白之冤?以求法国对中国之国际舆论优势?”
略略一顿,“不错!中、法确实处在战争状态,不过,贵使莫要忘了,你虽是法兰西驻华公使,可是,你之所以留在中国,却是因为‘护教’的关系!如果贵使还只是一心一意,为法兰西谋而不及其余,是否有亏你‘护教’之职守?是否有愧于教廷之重托?你之留在中国,又有何意义?”
博罗内本来盛气而来,以为中国人只能躺倒任捶,万料不到钱鼎铭如此犀利,不但一开口就怼了回来,还将他“藉此案加中国政府以不白之冤”、“以求法国对中国之国际舆论优势”的真正目的直捅捅的挑明了,叫他几无进一步发挥的空间;而“有亏‘护教’之职守”、“有愧于教廷之重托”的指责,也确实是他的心障,因此,一时之间,把嘴张了又张,脸涨的也更红了,却不晓得该说什么好?
钱鼎铭的“你之留在中国,又有何意义”,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言下之意,若谈的不好,就请你回你的法兰西去吧!
两国交兵,使者本来就该各自“下旗归国”的,中法这场仗,两国使者,只“下旗”,不“归国”,已经被各国诧为“奇怪的战争”,如果中国政府逐法使归国,并召回自己的使者,在万国公法上头,是无可挑剔的。
想来想去,还真是不能眼下就和中国人破脸呢。
博罗内暗暗透了口气,微微放缓了语气,说道,“尚书阁下‘莫须有’及‘加中国政府以不白之冤’的批评,我不能接受!我们得到了可靠的消息,凶案现场,发现了一块皇宫侍卫的腰牌——既然有皇宫侍卫参与犯案,尚书阁下,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将此案和中国政府联系起来,并不能算过分吧?”
“是否过分,”钱鼎铭摇了摇头,“我不予评论,可是,案发之时,腰牌的主人,正在自己家里,酒醉酣睡——很明显,凶手偷取了他的腰牌,刻意栽赃陷害!”
微微一顿,“其实,这不正正从反面证明了——中国政府与此案绝无干系吗?”
“我可是听说,”博罗内冷笑着说道,“这位腰牌的主人,并没有切实的不在场证明呢!”
娘的,你怎么会晓得这个?
“案件刚刚开始侦破,”钱鼎铭皱眉说道,“说‘切实’也好,说‘不切实’也好,都为时过早了吧!”
“即不论‘不在场证明’这一层,”博罗内说道,“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也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腰牌的主人确实参与了犯案!”
钱鼎铭眉毛一挑,“怎么说?——倒要请教!”
“腰牌若确实为凶犯所窃,”博罗内说道,“只能是昨天晚上的事情,不可能更早了——只有在晚上,腰牌的主人在人前‘大醉’,凶犯才有偷取腰牌的机会,并且,才有一直到今天早上、腰牌的主人都无察觉腰牌失窃的可能——”
顿一顿,“可是,凶犯和南堂今天凌晨的夜半之约,是前两天就定下来了的,凶犯怎么敢确保,昨天晚上——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一定可以偷取腰牌成功?又怎么敢确保,失窃之后、天亮之前,腰牌的主人一定不会发觉腰牌失窃?”
再一顿,“若不能成功窃取腰牌——又或者,虽然成功了,却在凌晨一点半之前,腰牌的主人便发觉腰牌失窃了,那么,行凶之时,岂非就不能栽赃嫁祸了?如是,凶犯该怎么办?改约吗?”
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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