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固然感激涕零,我亦不必再内疚神明了!所以,我要好好儿的谢一谢王爷!”
关卓凡收起笑容,说道:“你也是难!有的话,我说得,你说不得;有的事,我做得,你做不得——如此而已罢了。”
之前,郭嵩焘对旺察氏的请求,装聋作哑,确实是内疚神明的。
这不仅仅因为,若严格按照章程办事,肃顺的遗属,确实是有获得奉恩基金照应的资格的,郭嵩焘的装聋作哑,有“不作为”之嫌;更加因为,肃顺于他郭筠仙,实在是有知遇之恩的。
咸丰六年,郭嵩焘入京,进翰林院任编修。肃顺久闻其名,一夕长谈之后,大为激赏,次日便向文宗力荐。
由于肃顺不遗余力的推举,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文宗数度接见郭嵩焘;不久,便有旨意,命郭嵩焘入直南书房,并当面温谕,“南斋司笔墨事却无多,然所以命汝入南斋,却不在办笔墨,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这是不拘资格、准备大用的征兆。
果然,没过多久,文宗即命郭嵩焘至天津前线僧格林沁军中“帮办军务”,而且明谕,郭某的身份“平行”于僧王——这几乎就相当于没有名义的监军了。
同年十月,郭嵩焘又奉旨前往山东沿海,做大规模的税务整顿。
肃顺、文宗之所以重用郭嵩焘,除了对他本人的欣赏外,也有一个抑满扬汉、支持湘系的大背景在,可是,这一层,深为一向蔑视汉人、文人的僧格林沁所不满和抵触;整顿山东沿海的贸易、税收,更是把山东的大、小官员,从巡抚到胥吏得罪遍了,最终,在僧格林沁和山东地方的联合攻讦下,郭嵩焘被迫去职。
回到北京,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郭嵩焘仍回南书房。不过,跟之前已经大不相同,此时的他,等同投闲散置,真的就是“司笔墨事”了。
对于肃顺和文宗的不能支持自己到底,郭嵩焘未必没有怨言,他感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则说,“久与诸贵人周旋,语言进退,动辄生咎。”
不过,对于自己的左迁,他还是“理解”的:毕竟,朝廷倚僧王为长城,自己说到底不过一个翰林院编修,彼此真的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朝廷只能选择牺牲自己。
对于肃顺和文宗的知遇,他依旧是感激的。
因为肃顺的知遇之恩,对于旺察氏母子的境遇,郭嵩焘其实是非常同情的,心里也是非常不好受的,可是,他什么也不能做。
肃顺的事情,太敏感了!
辛酉政变,是上位者之间的倾轧,不但是满洲人自己“闹家务”,更是爱新觉罗氏自己“闹家务”,肃顺遗属的待遇,为是次“闹家务”的一部分,自己一个汉员,无论如何,不能介入。
文祥对肃顺的儿子,可以大大方方的“法外施仁”,那是因为,文祥不但是满洲人,是爱新觉罗最重要的家臣,更是因为,文祥本人,就是辛酉政变最主要的主持者之一,因此,他对肃顺的儿子“网开一面”,不会引起任何猜嫌。
如果换了自己这个曾经受过肃顺知遇之恩的汉员这么做,十有八九,就成了“勾连谋反大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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